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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运研究七十年

水运现象由来已久,但作为一个中央王朝,它始于秦汉,止于晚清。在水运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和记录。正是在这些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具有现代意义的水运研究才在20世纪逐渐展开。1891年《国际公报》(第33卷)中“懒老头”签名出版的《历代水运异同》,开启了水运研究成果的公开出版,但水运研究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早期关于水运的研究比较分散,发表了近20篇文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关于水运的一般性质的著作;其次,清代以前不同朝代的水运研究;三是清代粮食运输研究。这批成果是水运研究的开端,主要包括考证和评述。作者更注重水运系统的建设和发展,以及经济史的研究。其中,夏奈的《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的土地税问题》、万郭顶的《明清水运概论》、全汉生的《唐宋帝国与运河》、李文智的《历代水利发展与水运的关系》和《清代填海造地与水运》对后世有很大启示。

国内外学者关注水运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水运研究逐渐得到推动,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关注和研究。中国大陆的主要成就有:季芳的《明代治河与水运的关系》、马运青的《清代水运遗产》、赖杜佳的《元代河运与海运》、石念海的《三门峡与古代水运》、范书志的《明清水运简史》、邹一林的《从嘉仓发掘谈隋唐水运与粮库》等。这一时期在中国台湾地区不乏研究成果,如吴继华的《明代海陆联运与运河疏浚》和《明清临清德州及其储粮状况研究》。代表性的成果应该是张哲郎的《清代粮食运输》,该书将清代粮食运输分为河运时期、海运时期和江海联运时期,但叙事焦点仍集中在粮食运输和河运上。虽然深度可以扩大,但梳理清代粮食运输体系仍是系统的、有益的。

这一时期,国外对水运的研究主要在日本进行,代表人物是邢付斌。他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清代粮食运输体系的论文,对清代的河运方式、水手、粮库、粮食商品化趋势、向海运过渡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邢付斌还写了几部明清水运史专著:《明代水运研究》涉及水运方法、水运组织、河运时期的海运及相关问题。明清交通史研究的后半部分探讨了清代交通系统的发展。他还写了《大运河——中国的水运》和《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后者比较了明清时期的水运系统。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的研究大多局限于梳理水运系统,但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的研究相比,视野更广。在同一时期,美国学者密切关注水运问题。最具代表性的是哈罗德·辛顿(harold c. hinton)的博士论文《中国的谷物贡品系统(1845-1911)》(晚清水运系统),该论文详细概述了晚清水运的整体运作,特别是河运系统及其与运河和黄河的关系。黄仁宇博士论文《明代水运》以明代水运为切入点来考察明代国家行政。

现阶段,对水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史和经济史上。国内外对水路运输系统、水路运输活动、水路运输与航运以及水路运输与河道、运输、仓储、荒地、金融等的关系都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从经济史的角度来看。

国内水运研究全面展开

20世纪最后20年是国内水运研究的繁荣时期。原因是改革开放后学术的巨大发展。这一时期水运研究的显著变化是发表了大量关于宏观或一般理论的著作。首先,应该注意石念海的“中国运河”。这本书更多地讨论了秦汉时期,尤其是唐宋时期运河在水运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几部粮食运输专著具有开拓性意义。李治廷的《中国水运史》是水运通史的第一本书。全面了解了先秦至清末水运的发展历程,包括运河开挖、水运组织管理、水运工具以及水运与社会经济的关系。吴琪的《水运与中国社会》从水运的纵向历史演变和水运与中国政治、古代军事、社会制衡、商业经济、农业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横向关系来研究水运及其社会影响。陈风的《水运与古代社会》探讨了水运的政治军事意义、管理经营状况及其与古代社会诸多方面的关系,批判了水运对中国古代社会负面影响的理论。一些论文还讨论了水运的演变和发展及其阶段性特征、“水运基础”思想及其影响、古代人们对资本与水运关系的认识、大运河水运对传统社会的负面影响、水运思想的演变、历代水运改革等。

这一时期的水运研究也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对不同时期水运的研究全面展开;二是水运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从秦、汉、魏、金、南北朝到隋、唐、宋、元,再到明清,对历代水运的研究全面展开。如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水运发展概况,水运与军事关系研究,水运与运河运输关系研究。隋唐时期运河与水运的关系、水运仓库的建立、水运官员的设置及制度建设研究;宋元时期水运方式、组织管理、水运人员、水运问题、供水系统、河运和海运研究。明清时期的水运制度、水运方式的演变、水运问题、水运兵旗研究、白粮问题、水运救济、区域水运、水运与区域社会的关系、水运与大运河的物质交换、水运弊端问题、水运的社会功能等。

历代水运史著作包括:潘勇的《隋唐运河水运》考察了隋唐运河的挖掘、疏通和堵塞对国家兴衰的影响;鲍延邦的《明代粮食运输研究》对明代粮食的收集、白粮的运输、军事运输系统、粮食的交换与漂流、粮船的建造与修理、粮食的运输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彭云和的《明清水运史》大体上论述了明清水运。详细论述了明清时期水路运输空前发展的原因、水路运输渠道的管理、水路运输的收集与解决、水路运输系统的发展、水路运输的弊端以及水路运输的社会影响。李文智和江泰新的“清代粮食运输”是不同朝代粮食运输的代表性成果。他们对清代粮食运输体系进行了全面梳理,对清代粮食运输的连续性、粮食运输的财政救济功能、清代粮食运输的税收制度、粮食的征收、交换和交付、粮食运输的官船制度、道光后粮食运输的重组等问题进行了宏观调控和精细论证。中国台湾学者蔡太斌的《明代漕河的治理与管理》论述了整个漕河的地理位置、黄河河道阻塞的真相、山东四大水箱的经济运输功能、100座船闸的建设、漕河治理的组织以及沿河各州县的困河之战。他认为明朝竭尽全力确保漕河的畅通,从而损害了国力和人民的生活。

水运研究深入展开。

21世纪,水运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呈现出向前发展的趋势。首先,从国家的角度出发,重视水运,把水运作为一项重要的民族事务,重新审视水运的特点;第二,立足社会层面,注重水运与社会的互动。第三,挖掘史料,在理论和方法上进行跨学科研究。

专题研究和区域研究已成为深化的重要途径。张晓东的《汉唐水运与军事》介绍了军事理论和历史地理学方法,分析了汉唐时期水运与军事的相互影响。李群《清代水运法研究》从法律史的角度探讨了清代水运组织与法律。余德元的“北京水运仓储场”是第一部区域性水运通史。它考察了从东汉到清末北京的运河管理、水运和仓储。李俊立《天津水运研究》(1368-1840)系统全面地论述了明清时期天津水运的运河管理体制、天津水运总量、水运拦截、水运、水运问题及其对天津的影响,并探讨了水运与天津城市发展的关系。此外,一些作品集中探讨了明清时期粮食运输实施的地域差异以及运河沿线粮食运输与民间信仰的关系。

21世纪水运研究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将水运置于社会层面。这一研究趋势与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等跨学科研究方向密切相关,呈现出新视角、多主题、成果丰硕的特点。

水运人员和群体研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主要关注水手、军户、士兵和旗手的群体活动、生活状况和社会影响。曹晋南的《清代漕运水手研究》考察了明清时期的生活条件、社会环境以及军旗运输所带来的问题。沈盛群《清代粮食运输旗帜研究》对清代旗帜的形成、日常生活、社会状况、群体文化、社会观念、商业活动、信息流通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揭示了旗帜在国家与人民、国家与地方关系中的作用演变。于志嘉的《卫所、军户与兵役:明清时期以江西为中心的研究》探讨了卫所地区驻军与粮食运输的关系,以及清代卫所制度的变迁和影响。重点论述了江西圩所的军队、粮船和驻军情况,揭示了明代江西圩所与粮食运输的关系。许多作品研究了通定、水运总督、水兵罗娇、水兵战斗以及水运人员与其他利益集团的互动。

金融视角下的地方粮食税收研究。本文从税收金融的角度审视了粮食的征收,深入剖析了地方金融结构、粮食征收派系的弊端和弊端,以及粮食项目与地方金融的关系。根据胡铁秋的《明清餐馆研究》,在明末清初江南粮食“官收官换”改革中,政府试图消除“餐馆”等广大阶层对粮食收集的影响。然而,客观上,政府和农民都需要餐馆的中介来处理税收征管和结算事务,导致清剿不力。由于积极的财政数额不足以支持地方支出,增税和不良监管等法外财政很受欢迎,导致普遍腐败和因官员流失造成的大量财政拖欠。周建的一系列论文分别论述了“粮食消费回归公共”、“共享”和“粮食征费”在州县收入中的地位,以及嘉道河以南的粮食征费问题,揭示了额外财政与积极财政的关系,或者粮食征费与地方财政收支的关系。大量论文讨论了晚清“粮食运输项目”、“粮食弊端”整治、苏州“大小户”、粮食运输管理和金融改革等问题。

粮食运输与地方社会秩序。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深入挖掘,梳理出“查曹”、“闹曹”、“抗曹”、“曹官司”等现象,揭示了曹操的弊端、曹征危机和制度困境,进而考察了地方社会秩序的变迁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历史人类学视野中的张小曳《为诉讼和地方公共事务辩护的人——以清代曹氏诉讼为中心》和《史料、方法和理论:钟九脑曹》颇具代表性。日本学者赤阪昌吉对甘龙五十四年湖北漕川易图案进行了法律史分析。吴琪、小李鸿等的相关研究。《清代粮库学派与地方社会秩序》(第二部分)系统阐述了水运的时空特征、方式和作用及其对地方秩序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了水运背后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学术界对粮食运输与李家、嘉宝、宗族、魏所等基层社会组织的关系给予了密切关注,考察了基层社会粮食运输的运行和现实情况,分析了制度和社会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水运与社会变革。本文从多个时期和角度探讨了水运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如通过水运路线的空间变化考察区域社会变迁,水运年代对区域和城市发展的影响,水运系统和方式的演变对社会变迁的影响,以及“水运法规”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倪玉萍的《清代粮食运输与社会变迁》具有代表性。笔者将粮食运输置于清代中后期的社会背景下,考察了粮食运输与清代政治变迁、经济变迁和社会变迁的关系。同时,作者也注意到清代粮食运输方式的变化对运河经济区衰落和沿海经济区崛起的深刻影响。

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水运研究与20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发展密切相关。它始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逐渐发展到70年代。它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蓬勃发展,自21世纪以来,集中成果不断涌现并深入发展。其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水运研究具有连续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特点。研究时期集中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研究力量也集中在中国大陆,有规模化的趋势。21世纪,学者们摆脱了研究制度史和经济史的传统模式,重新认识了水运的本质。他们从不同层面考察了水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揭示了水运的制度变迁、区域发展、社会结构、秩序和变迁。在方法论方面,开展跨学科研究,运用历史人类学、社会史、法律史、政治学、社会学、金融学等理论和方法。介绍。在不断探索史料的基础上,探索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许多新的认识。

展望未来,水运研究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首先,明清以前不同时期的水运研究相对薄弱,这与史料的缺乏有关,但新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推动新的研究。其次,水运史的研究倾向于江苏、山东、天津等沿运河省份,而对江西、湖北、浙江等地区的研究相对较少。近年来,运河科学的研究有所上升,运河沿线水运的研究得到加强,其他地区的研究也应得到加强。第三,水运研究仍有许多课题要做,如水运的地域差异、水运的运行机制、水运对社会环境的影响、南方水运家族、水运史上的重要人物、水运文献的整理等。最后,水运学科间的研究近年来已成为一种趋势,但如何有效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日报

作者:吴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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